公良吉符见气氛凝重只得出声，以作缓颊。

“承公所言，非长者不能如此推心置腹，我等皆应铭刻五内，阳从之《朋党论》也是当时雄文，可为何归隐山林中，又能作出《醉翁亭记》的锦绣文章？乃是阳公跳出桎梏回首再看方知其乐何所乐也。国朝与天下诸国不同，尤重士大夫，朝廷上下皆是一时才俊，岂可因政论主张强作君子小人之别？同道或同利孰能分辨清楚，若以此论真伪，徒增攻讦而已，我等为政一方何必拘泥于政见？但有所为有所不为可矣！”

公良参军只能来和稀泥，其实只要踏进官场岂能无派系政见的区别，只是你这一县父母岂能就这样大鸣大放的明确阵营，且还付诸文字？！这要是为人所趁，岂不是自断前程，甚至牵扯株连许多方面。

堂内的都是聪明人，即便那教谕、文学也想明白了其中利害，脸色都煞白了。

党禁尚未开放，你们这一县的官员文士及乡绅大张旗鼓的弘扬这些人的政见及学问，意欲何为？应天府就在京城侧近，若是有心人以此攀连子庚相公等人，这难道就不能定为新的邸狱大案吗？

承守真索性将这些笔记和抄录文章一并收拢起来，交给了芦颂手上。

“元知县，这些手稿，某先收拢起来，慢慢赏玩，可好？”

元知县自然知道承公对他的回护之意，岂有不愿意的意思。

“既然拿了汝手书的横幅，某也不可白白夺了邑庠之美，不过某不善挥翰，聊作致意尔。”

闻听此言，那文学急忙上前展宣濯笔伺候着，元知县亲来研墨，承公捡起笔来，略作思索，即下笔如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落而不可揜者，士公也。’

随即又继续写下。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这是承公在端睦城为官时，自勉之语。写在这里，元知县已经明白了承公的意思，为官清直乃是根本，心向君子者，无须行侥幸之举，否则一时侥幸得逞，则难免以此为念，若是心思邪动，则难免歧途！

元知县虽然少年得意为一方父母，但是逡巡三载其没有患得患失的意思，由此亲近承公的机遇，自然有些急功近利。只是自己以为做得巧妙，在承公面前只是如童子般幼稚可笑，而承公也是诚心实意的勉言于他，安心做事，莫要彷徨，静心明理，莫要自误。消去七分心火，材具才能彰显，灭去十分利欲，品行才可精纯！

也是人才难得，承公才手书如此，若是日后有人以元知县附朋党而乱政，以妄言而惑学，则承公一力为其庇护。

这是将元况视作了子侄学生般看待了，所谓交浅而言深莫过于此。

诸人本以为这元知县恶了承公观感，未想到其竟得承公青睐至此，皆不免钦羡。

而芦颂则将元况的文稿抄本皆收纳了起来，他那百宝箱看似不大，但是颇具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