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这下只得闷声称是，若单论道德文章，巅峰自然是在仁宗一朝。

“那便是了，”苏过笑道：“四十年前的问题眼下更严重了，人却还不如当时，恢复旧制能有何用？改革是死，等死难道不是？”

苏轼摇头，说道：“你这是诡辩，我与你叔父年轻时也好此道，并无说服力，等未必就是死。”

“爹爹说得是，何况死缓也好过斩立决，”苏过承认，又道：“所以我才去先生处学习，治理天下怎可单纯依赖执政者的道德，当以制度为重，制度又当循时而变，一味守旧济得甚事？”

父子俩正讨论间，苏辙也过来了，原是为了弹劾朝中不肯让位的旧党相公之事过来知会苏轼一声，听闻两人的讨论，说道：“道理是如此，可若制度变错了，又当如何？”

苏过忙起身，行礼答道：“叔父所言，便是我之前提到的，大臣不可因政见不和便求外放，如此反倒促成了错误的政令颁布下去。”

历史上明朝的谏官以挨板子为荣自然是有些病态了，但宋朝的谏官上完书，没朝廷见反应，直接就拍拍屁股不干了，实在是有悖这一官职的设定，参考唐太宗时期的魏征和宋仁宗时期的蔡襄……算了还是别参考了，因为也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唾面自干的。宋朝的士大夫就没把自己当职业官僚，所以总有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态度，稍不合意便求外放，而外放可做的事就多了，可以知一州，也可以去修史，去讲学，甚至直接退休，就这还可以博得名声。

苏过不禁想到后世的公务员，又叹了口气，道德和制度确实是缺一不可啊。

苏辙点点头，这个观点已经说过多次，就不必再展开了。他眼下身为右司谏，干的就是火力输出的事，在旧党反攻的大环境下，一直闭口不言有点尸位素餐之嫌，所以过来是想问下苏轼的意见。

苏轼自然是支持的，不上书支持割地还有缘由，不骂人还当什么右司谏？

苏过双手捂住脸，在一旁弱弱问道：“叔父这次打算拿谁开刀？”

“蔡、韩、章、吕之辈，一个都少不了。”苏辙不屑道。

好嘛，左相蔡确、右相韩缜、枢密使章惇和已经被赶出京城去知太原的吕惠卿都在攻击范围之内，要的就是一个一网打尽。

苏轼迟疑道：“章子厚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