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9年，宣统元年，八月初九。赤峰。

过了立秋之后，赤峰的天色一天比一天短。傍晚的暮色来得比前两个月早了一些，城墙上的风灯在日落之前就得点上。福伯正在灶房门口收拾晾了一天的干菜，一个信使从巷口快马进来，翻身下马，靴子落地的时候在青砖地面上磕出一声脆响，人还没站稳，已经把手里的信递了过来：“少爷，奉天那边送来的。”

老子接过信，就着暮色看了一眼封口。火漆上压着东三省总督衙门的印，漆面新印的，透亮，还没落灰。他把信拆开，抽出里面一张薄薄的纸，字是馆阁体，端端正正，落款是锡良的私印。

信不长，措辞也客气，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客套话，大意是说他到任快半年了，各处衙门和驻军已大致走了一遍，唯独第七镇的驻地还没去过。他说自己不便劳师动众到赤峰来，若第七镇主事得空，可往奉天来一趟，他当面听听关外这几年的情况，也好彼此有个数。

老子看完之后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暮色已经铺满了院子，墙根底下的落叶被风卷起来又落下，几片枯叶贴着墙脚打着旋，被门槛外的砖缝卡住又松开，翻了个身，又被下一阵风卷走了。他站在院子中间没有动，把锡良这个人放在心里重新盘了一遍——满洲镶蓝旗，在云贵总督任上干了几年，以清廉出了名，在各地推行新政时以“操守廉洁、不党不私”为朝廷所赏识。慈禧临终前把他从云贵调出来，载沣让他接东三省，就是因为他跟各方都没有牵连。这个人不是徐世昌，不是北洋的人，也不是旗人里依附载沣的那一系，他是那种在满朝文武里都不占边的人，既不结党也不站队，靠的是自己的名声和实绩。

当天晚上老子把李阁臣、切尔尼亚耶夫和莉娜叫到了书房里。福伯在桌角点了一盏灯，火光把桌面上摊开的那封信照得清清楚楚。老子把锡良来信的事说了一遍。

李阁臣皱了皱眉：“他让你去奉天见他，不是他来赤峰。他不想让人看见他跟第七镇走得太近，也不想让人觉得他放不下第七镇的架子。”李阁臣的拇指在桌沿上按了一下又松开，“锡良来东北已经半年了，这半年里他没有动第七镇一兵一卒，也没有给第七镇任何特殊的恩惠，军饷按期发，装备按时拨，既不亲近也不疏远。他现在让你去奉天见他，是想当面确认一件事——第七镇到底听谁的。”

切尔尼亚耶夫坐在窗边，把这份邀请理解为某种程度上的试探和摸底。锡良到任以来没有改变第七镇的编制，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邀请如意去面谈，应该是在评估第七镇对于奉天方面意图的回应态度，以及如意本人的倾向和应对方式。

莉娜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她先看了看桌上那封信，又看了看老子，然后说：“你要去，但不能空手去。徐世昌当初待你不薄，你带十匹好马和两车皮毛去奉天。锡良新上任，你带的礼不能比给徐世昌的重，也不能比给徐世昌的轻。太重了显得你在讨好他，太轻了显得你不把他当回事。带几匹好马和几车羊皮就够了。你的态度本身比礼物更关键，关键是你本人去了奉天，态度是什么。”

老子把灯芯又捻高了一些，火光跳了一下又稳住：“备马，后天出发。莉娜跟我去奉天，你不用带礼物，但该问的、该提的，你要替老子记着。”

九月十一那天，老子带着莉娜和一队随从出了赤峰城。随从不多，三十个人，全是侍卫营的老兵，骑着一色的黑马，腰上配着短枪，不张扬，但站在一起一眼就能看出是精锐。莉娜换了一身深灰色的骑装，头发扎成一条低马尾垂在肩侧，夹在队伍中间，安安静静地跟着走。

从赤峰到奉天，官道走了三天。越往南走，沿途的村子越密，路边开始出现用青砖砌的院墙和插着旗杆的铺面，田地里的庄稼已经收了，裸露的田垅在秋日的阳光底下泛着干爽的灰黄色。沿途经过几处关卡，守卡的兵丁远远看见那面蓝边旗就知道是镇北军的人，没有拦，开闸放行。

九月十四傍晚，队伍到了奉天城外。奉天的城墙比两年前又高了一截，城门口站着穿灰色军装的哨兵，腰间别着新式的短枪。总督府门口的卫兵验了名帖，没有多问，侧身让开门口。一个穿灰色长衫的幕僚从门廊下走出来迎了上去，说总督在书房等着。

总督府的书房比徐世昌在的时候换了一副面貌。墙上的字画换了，桌面上摆着一只细长的青瓷花瓶，瓶里插着一枝半开的桂花，淡淡的香气在空气里弥漫着。锡良坐在书桌后面，穿着一件半旧的深灰绸袍，没有戴顶戴，头发已经花白了，但腰背挺直，目光沉稳。他的面相比老子想象中更瘦一些，颧骨高，眼窝深，下巴上有一道短疤，是多年在云贵任职时留下的痕迹，在屋内暖黄色的灯光下显得浅淡而经久。

老子站在门口没有立刻往里走，先拱了一下手，腰弯得比平时深了一分：“末将如意，镇北军主事，北洋第七镇统领，见过总督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