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宫的大会议厅里，时间已经走到了深夜。

穹顶下悬挂着十二盏巨大的水晶吊灯，将镶木地板和深红色座椅映照得如同白昼。

八百七十二名代表——来自德意志各苏维埃地区、各工厂委员会、各农村代表会议的工农兵代表——坐在呈半圆形排列的坐席上，每个人面前都摊开着厚厚的文件。

空气中弥漫着烟草、汗水和油墨混合的气味。

有些人脱下了外套，挽起了衬衫袖子；

有些人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眼角的皱纹里积着疲惫；

还有些人依然精神抖擞，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什么。

从下午两点开始，第一届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连续进行了九个多小时。

主席台上，罗莎·卢森堡轻轻敲了敲木槌：“关于成立全国计划经济委员会的决议，现在进行表决。”

疲惫的代表们纷纷举起右手。

秘书处的统计员快速清点着人数，然后向卢森堡点了点头。

“通过。”

木槌落下，发出清脆的响声，“从即日起，成立全国计划经济委员会，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经济计划。”

“委员会将由各地苏维埃提名候选人，经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

大多数人都已经累得连鼓掌的力气都没有了。

李卜克内西接过话筒：“接下来是第二十七项议程：《关于建立全国性工农教育体系的决议》……”

会议就这样一项项地进行着。

从工业国有化的实施细则，到土地分配的监督机制，从妇女儿童保护法令，到八小时工作制立法……每一个议题都引发了或多或少的讨论，但总体上都还算顺利。

毕竟，能够坐在这里的八百七十二名代表，都是经过各地苏维埃选举产生的，他们或多或少都认同德共的基本纲领。

分歧更多是技术性的——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制定时间表，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

直到晚上十点，会议进行到最后一项，也是最核心的一项议程。

卢森堡站起身来。

她今天已经站了太久，腿脚有些发软，但当她开口时，声音依然清晰有力：

“同志们，现在进入本次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审议并通过《德意志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草案）》。”

工作人员开始分发厚厚的文件。

那是一本用粗糙纸张印刷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烫金的标题。

代表们翻开发出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大厅里汇成一片连绵的细响。

宪法草案的前半部分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

“第一条：德意志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国家，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德意志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第三条：德意志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国家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

代表们一页页地翻过去，偶尔有人举手提出修改建议，大多是文字的微调。

毕竟这些基本原则，在过去的斗争和宣传中已经被反复讨论过无数次了。

但翻到第四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时，气氛开始发生变化。

草案第三十五条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本身没有问题。

但当一名来自鲁尔区的矿工代表站起来，提出要增加具体条款时，争议爆发了。

“我建议，”这位名叫弗里茨·韦伯的矿工代表，脸上还留着煤灰洗不净的痕迹，手指关节粗大变形，但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在第三十五条后面增加一款：无产阶级享有‘四大民主’的权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大厅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嗡嗡的议论声开始蔓延。

韦伯继续陈述他的理由：“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的自由！必须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形式！”

“大鸣大放，就是让工人群众能够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

“大辩论，就是在不同观点之间进行公开辩论；”

“大字报，就是把批评和建议贴出来，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

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位来自汉堡的码头工人代表就站了起来：“我支持韦伯同志的建议！同时我还要提出——必须明确写入‘罢工自由’！”

“工人有权利通过罢工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最基本的！”

“对！罢工自由！”

“四大民主必须写进宪法！”

工人代表们纷纷附和。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但此刻都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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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

来自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代表海因里希·布劳恩缓缓站了起来。

这位曾经在魏玛议会中与林有过秘密接触的老牌政治家，如今穿着一身略显陈旧但依然整洁的西装。

他推了推眼镜，声音温和：

“同志们，我理解大家的热情。”

“但是请想一想——我们的国家今天才刚刚成立。”

“柏林的大街上还残留着战斗的痕迹，北方的工厂还没有完全恢复生产，南方的魏玛残余政权还在虎视眈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集中力量搞建设，而不是……扩大社会分歧。”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

“‘四大民主’？大字报？自由罢工？这些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操作起来会怎样？”

“工厂里贴满了批评管理的大字报，工人动不动就罢工，不同派别之间无休止地辩论——我们的经济还要不要恢复？我们的国防还要不要建设？”

一些代表开始点头。

特别是那些来自知识分子阶层、或原先社会民主党背景的代表。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卡尔·泽格紧接着发言：“布劳恩同志说得对。”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稳定、秩序、集中力量。”

“民主当然重要，但必须是有序的民主，是建设性的民主。”

“无限制的‘四大民主’和罢工自由，只会导致混乱。”

“混乱？”

一个年轻的女工代表猛地站起来，她是柏林纺织厂的代表，“什么叫混乱？工人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叫混乱？争取自己的权益就叫混乱？”

“那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工人能够说话，能够争取自己的权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