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个原则，布塔施里当然也是臣子之一，并且额尔德木图直接点明他的身份是“佥事”。大明的佥事有许多种，布塔施里是什么佥事？卫指挥佥事。

这是个什么层次的官员？得先说一下大明朝的“军”与“兵”性质。

军与兵并存是明代独特的军事制度。顾炎武说过，“判兵与农而二之者，三代以下通弊。判军与兵而又二之者，则自国朝始”。后世学术界对明代军兵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即认为兵即是募兵。这样一来，军与兵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召募、是否世袭了。而实际上，军与兵在组织形式上的不同，是军与兵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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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属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上而至五军都督府统辖。卫所军及官世袭，仅五军都督府官及都司不世袭，为流官，由世职卫所官及武举选授。卫所军及官属军籍，携带家属，世居一地，并代代相传，基本上不再变动。

每一卫所的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固定，将官设置亦有定例。总之，卫所制下权力分散，兵将分离。但景泰以后，兵部权力上升，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夺五府之权，五府官变动虚衔。

兵属营，由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统属，直属兵部。兵一般不世袭，但由卫所军转为兵者例外。兵无户籍的规定，兵服役期限不长，一般不终身服役，多战时创设，事毕汰兵撤营，但在重要的军事防御卫则常川戍守。营兵不随家属，更接近现代兵制。

营伍官无品级，有者则是卫所制下的官品，无定员，不世袭。营兵与营将相习，战时不需要朝廷任命，直接由总副参游统带出征。将权相对提高后，兵可由将自行召募，召者与被召者关系密切，甚至在主将发生变故时，兵即散去。

军与兵在饷给形式及数量上也不相同。军饷由屯田解决，屯田废坏后，补以盐课及民运，后亦部分取给于京运年例。而兵之粮饷全数取足于京运年例银，或加派之新饷。数额也不相同，兵有安家、马价、衣装、器械等银，月粮也较丰厚，而军只有月粮，战时或出征时才有行粮。

军与兵在使用上也不相同。兵渐渐取代了军的作用，兵主战，军主守、主屯。“兵御敌而军坐守，兵重军轻，军借卫于兵，壮军乃复充兵”。

当然，兵并没有彻底取代军的地位，卫所制一直伴随大明直到灭亡。鞑清初年改卫所军为屯丁，部分保留了漕军的职能，卫所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才彻底消失，而卫所作为一个地理单位而行政管辖机构取消的时间则更晚。

明营兵制与卫所制官职常有同用之情况。一般(不很严格)地说，总兵、副总兵由公侯伯等勋臣及都督等官充任，参将、游击多由都指挥使等官充任，守备、把总则由卫指挥及千、百户充任。

讲明了这些，“佥事”这个一般作为“军”制度下主管武将副官之副官的地位就比较明确了。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卫所的“三把手”——当然实际上未必排行老三，因为一般的卫设一名指挥使，两名指挥同知，四名指挥佥事。

由于大明武将品级一般较高，所以卫指挥使为正三品，指挥同知为从三品，指挥佥事为正四品。

王爵在大明的体系下一般称之为“超品”，虽然不准确，但地位一目了然，是非常高的，王世子等而降之一级。

卫指挥佥事区区一个正四品，在地位极高的王世子面前，按道理讲就是几乎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额尔德木图这样回怼，布塔施里当然不服，但不服也只能憋着——就算他母亲钟金哈屯，也绝不敢直接对大明朝的制度表达什么不满，遑论是他？

布塔施里现在对额尔德木图开始高看一眼了，他发现额尔德木图至少非常懂得“仗势欺人”，而偏偏他仗的是大明的势，自己还真惹不起，只好故意面带嘲讽地冷笑一声，闭口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