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官们告诉他：边军时常哗变乃是边疆不宁的主要原因，可他却发现即使边军不哗变的地方，外敌一旦来犯，表现也依然糟糕。要么任由敌军抢掠之后主动退去，反而上表说历经苦战、击退来犯；要么迎战失利，一触即溃。要不是京畿附近的蓟辽宣大等镇表现还算尚可，朱翊钧每每收到边情，不知道要私底下骂多少句“饭桶”、“无能”。

讲官们告诉他：群盗四起就要督促地方加大追剿搜捕、严肃法纪，但这一条现在朱翊钧自己都知道有问题了，因为他已经得知高务实手底下的京华商社，原来就是一群受招安的响马，而现在居然是边贸巨头、纳税大户。可见“群盗四起”的根源，绝非搜捕不力。

总而言之一句话，那段时间朱翊钧觉得什么事都不对劲，讲官们说的那些话，虽然看起来的确很有道理，可是却和现实情况根本对不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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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个人改变了一切。

这个人正是高务实。

高务实首先在策论中，把朱翊钧所提出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一个因素：穷。

正是因为穷，以上的这些问题才会显得格外刺眼，也才会始终无法真正解决。

同时高务实还提出，历朝历代在解决“穷”这个问题上，总是过分强调节流，而忽视开源，偶有个别搞开源的，又只知道加赋、加赋、加赋，搞得民怨四起，最终闹出大乱子，一发不可收拾。

他提的观点当时就曾经引起争议，但好在他的出身把这种争议限制在了某一个层面——他是实学宗门之家，这种态度虽然显得有些激进，但对比心学派的某些人来说，也不算十分出格，因为心学派也有激进分子，提出什么个***，甚至无君无父。那些人都活得好好的，显然高务实也不至于就该死。

但在此时，高务实的影响都还只是“理论层面”，没有太多实际的展现。直到安南定北两场大战之后，他的影响力就陡然大增，甚至成为朱翊钧心态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为什么？因为安南定北两次大战的胜利，直接帮助朱翊钧极大的提高了政治威望，并且顺利掌握真正的朝廷大权。

原历史上的朱翊钧，是靠着清算张居正、冯保来掌握实权的，尤其是对张居正的清算，更是重中之重。

而现在的朱翊钧并没有清算谁的理由，要不是高务实作为人所共知的“皇帝同窗”给他打出安南定北两大胜，朱翊钧哪能如此简单的树立起威望来？

因此这两场大胜对朱翊钧的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是其中有两点最为关键。

其一是朱翊钧从这两场大战中得到巨大好处之后，对于“外战胜利”的好处感触甚深，使得他对于外战胜利的渴望变得强烈起来，继而激发了他刚才所提出的“朕一定要做成历代祖宗都没能做成的这件大事”这种心情。

小时候懵懵懂懂的“做个好皇帝”，现在有了直接目标：超越祖宗！

而其二，则是他对高务实个人的“期盼值”也变得更高，而且还更急切了，所以才会不断的想办法提升高务实的职务，甚至发展到今天，干脆直接出手帮高务实打造班底——这固然是加强了高务实，但归根结底是在为他朱翊钧自己的理想服务啊。

在朱翊钧的眼里，高务实本来就是他父皇留给他的未来股肱，从小和他一起长大，实在是心腹中的心腹、亲信中的亲信，忠诚度方面根本无人可及。

而高务实也用六首状元、安南定北等卓越表现，完美的达成了朱翊钧的各种期望，试问在这种时候，朱翊钧想要成就他心目中的帝王伟业，不用高务实用谁？

至少在此时的朱翊钧心中，高务实不仅仅只是一个臣子，甚至还是伙伴，是他“走向伟大”大道上最重要的伙伴。

这些话说起来挺长，但在高务实脑海里，却是如明灯乍亮一般，一下子就恍然明白过来的，他在一瞬间就洞悉了朱翊钧此时此刻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