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准(沧州分司)深州海盈场灶户，内除盐山县近场一十三户办纳本色，其居住真定府衡水县等户，每引纳银一钱。利国等一十一场岁办入津等仓课米，每石征银五钱；其海盈等一十三场折米盐价银，旧例七分五厘，今减一分，各征完，赴司类解。”

应该说，盐课改折，既符合盐场灶户群体的自身利益，也顺应了长芦盐政改革的总体趋势。

盐课折银，“纳折色于运司，以给商人”，可谓一举两得。既有效地解决了灶丁因盐斤消融而饱受赔纳之苦的问题，又顺应了商人乐意开中交通便利地区盐场的意愿，从而起到恤灶和裕商的效果。

但是这个制度也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一是与以往盐场运作模式相比，多出一个灶户卖盐得银的环节，而在此环节中，灶户往往易遭遇盐商蓄意压低盐价的风险。

嘉靖时便有人曾指出：“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今尽征以折色，称贷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无以为生。”

二是灶户从盐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离开盐场，改务他业，变得势在必然。特别是在“各场灶滩草场为豪强所侵，或转相买易”之后，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弱灶户，无法保证生产，被迫逃亡。

总之，盐课折布、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余盐买补、盐课折银等政策的出台，是明廷解决长芦部分盐场盐斤堆积场坨，无商开中支取问题的应对举措。但至嘉靖后期，部分盐场最终出现了“有场无灶”的局面，盐场徒有其名。

于是到了隆庆三年(高拱回京起复之前)，经直隶巡按御史傅孟春奏准，明廷将益民场并入阜财场，海阜场并人海润场，润国场并入富民场，三汉沽场归并丰财场。于是，长芦盐场的场数由明初的24个减至20个，而这里面有17个被张家实际控制，基本上完成了垄断。

这一次盐场裁并，在高务实看来，实际上就意味着长芦盐场的运作模式，已经脱离了国家设定的发展路径。

即：灶户在盐场生产盐→变卖所生产的盐换成白银→盐场大使向灶户催征盐课银，发展成：灶户离开盐场，不再生产盐→回归原籍所在州县，改务他业→盐场大使向灶户催征盐课银。

它所带来了的问题是，在实际的催征灶课过程中易滋生弊端。盐场大使分身乏术，势必将催征灶课的任务下派给灶头或总催办理，这又易滋生包揽灶课，肆行加派，任意延挨等弊端。

小主，

而州县官员又“以籍隶灶户，自有专责之员，不加约束，以至藏奸纳垢，任意为非，亦情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