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设想很好，恢复已经停摆了百年的武举制度，使得武人有报效国家的途径，而且也十分希望武举能像科举一样，带动民间的习武之风，改善武人的社会地位。

可惜宋仁宗还是太年轻、太仁慈了，不知不觉间便被文官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

恢复武举是文官集团提出来的，说是忧心军事人才不足。

老百姓都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那是没安好心。文官集团好不容易压制了武将集团，难道突然间圣人附体了？

让我们来看看文官集团的骚操作吧。

富弼在景佑元年上书仁宗，指出当时的国家情势是“文既富矣，武未甚备”，一旦发生内乱或外患，都将导致极大的危机。

等到宋仁宗同意并恢复了武举，文官集团便开始强调制举中的武科或武举取士都无法录取到人才，由于当时“重文雅而轻武节”的风气（这股风气是谁带出来的？后面细说！），参与制举的现任官员无意于武职，制举的武科根本无人应考；而武举测验射箭与骑术的做法，只能挑选出优秀的士卒，也难以吸引才德之士。

宋仁宗一听，说得有道理啊，该怎么办呢？

文官集团指出既然现有的制度并无用处，解决之道在于朝廷在平时必须逐步培养军事人才，使国家能有足够的将帅随时应付变局。

富弼因而提议设置武学：文科学校与孔庙结合，武学则设于太公庙内；文士之学根基于五经，武士之学则以太公、孙子等人的作品为根本。

所以说军校在中国早就有了，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宋仁宗并没有立即采纳富弼的构想，那是因为仁宗虽然已经认同了文官集团的说法，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还是留点时间仔细考虑考虑再定。

对西夏战事的连番失利终于促使宋仁宗设立武学的决心，基于对将才的渴望，庆历二年十二月，仁宗下令朝臣荐举适任武学教授的文、武官各一名。次年五月，正式宣布设武学于太公庙，以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授。

于是问题就来了，武学成立后无人入学就读，以致无法运作，简单的说就是找不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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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因此上奏：“臣窃闻国家置武学以来，苦未有人习艺，或恐英豪隐晦，耻就学生之列。倘久设此学，无人可教，则虑外人窥觇，谓无英材，于体非便。”

在一个长期习惯于儒学教育的社会中，仓促设立武学，又无具体奖励办法，很难吸引学生。长此以往，有名而无实的武学反而可能成为损害国威的笑柄。

朝廷接受范仲淹的意见，改任阮逸为国子监丞，规定愿意研读兵书的学生，可于国子监中学习。武学尚未开始授课，即在宣布成立的三个月后遭到罢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