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轮改革结束后，大家都看到研究所的状况了，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经济决策中心提出的资金问题反而不那么重要。

如何调节不同级别科研人员的待遇？

少了就是社会主义，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吗？

这个分界线由谁来定？有什么依据？

科研体系本身是封建化的，从现实中的科研成果产出高级科研人员和普通研究生的战斗力差别，放大到封建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差别一般，但待遇的差别可以放大到这个程度吗？

如果不放大到接近于这个程度，怎么体现“多劳多得”？

如果放大到这个程度，如何保证从事科研工作的准入门槛不被过分抬高，怎么有利于进行科研人员梯队建设？

各位同志们参与科研或者技术工作多年了，大家肯定都清楚一件事：“数量理念”在前沿科学领域是没有用的——除了个别至少接受了正规教育的幸运儿之外，主要的重大成果几乎就是依赖于少数甚至极个别的顶尖科学家。

科学规律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科研制度肯定不能走类似于医疗体系的路线。

但科研产出的稳定性非常低，有的科学家三十岁甚至二十岁前产出了大多数主要成果（阿贝尔、拉马努金），也有些人完全相反。

那么，如何尽量确保科研产出的稳定性？

我一瞬间能想到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但我无法给出答案，只能希望各位国内外的同志们在会议结束后好好讨论这个目前没人给得出正确答案、但如果答案错误就是万劫不复的问题。

——夏希羽在五人会议上的发言（公开部分），1983.2】

在先后参观完曲阳新村和另一家本地的菜市场后，乔公在“老林”的陪同下，于次日上午九点半来到了希羽组研究所。

在将近三刻钟的参观后，秦若华、水野遥佳、陆家义分别与乔公就多个话题进行了交谈。

午餐期间，在从夏希羽那里了解到乔公不喜欢喝牛奶后，更换成了紫菜蛋汤（来自微羽的冻干视频），除此之外没有做对当天的午餐任何调整。

即使在当天下午三点前往夏希羽家探望夏希羽前，乔公也极少说话，更多的时候只是询问，而不做出评价。

夏希羽见到乔公后，两人就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红”与“专”的关系、科研队伍建设的数量理念与质量理念、科研制度改革、新兴学科的建设等各类大小问题，聊了将近三小时。

期间，沈涵曦、夏雯莉、刘晓涵、刘晓茉四人也都在场旁听。

当晚七点三刻，夏希羽接到了来自老林的电话，后者希望夏希羽能带着沈涵曦或秦若华一起在之后的几天里参观包括交大在内的本地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