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9章 忠臣忧国,奸臣祸国

历来忠奸都难辨,除非是二者并存于世。要么忠臣灭了奸臣,要么奸臣害了忠臣,要么相互妥协,相互掣肘。汉光武帝刘秀号称“以柔治天下”,这里所谓“柔”就是对统治集团尽可能地给予宽容笼络,而不是严苛刑罚的制约,其中手段之一就是皇室与功臣宿将的家族联姻,用婚姻关系来维系政治关系,企图借此巩固刘氏统治。因此,东汉王朝选皇后不出窦融、邓禹、马援、梁统等功臣的家族之外。可是,刘秀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达到巩固皇室的目的,反而在皇帝身边培植了一种侵蚀皇权的强大的外戚势力。东汉王朝自第四个皇帝起,就开始了外戚专权的局势,这以后,皇帝的废立直接间接都为外戚所左右。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愿意甘当外戚的傀儡,这便为宦官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宦官外戚左右朝局,汉代选官制度便就此形同虚设,士大夫阶级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于是三方势力彼此角逐,演绎出整个东汉中晚期帝国前进的脉络。

外戚、宦官、士大夫,这三方势力各具特色,相互制约。人们往往会更多地偏向于士大夫,认为他们正直、有气节,应该掌权;其次则有一部分人认为在皇帝羸弱、不堪大用之时,外戚辅政也是唯一而有效的选择。但却极少有人希望宦官可以荣登九五之尊。世人总是抱着一颗敌视的心看着宦官。这当然不能责怪世人,而应该从宦官的本质看看,他们为何会招人敌视。

因此,在当时而言,梁商作为一个比较有节操的官员,是难以被宦官所容忍的。汉顺帝刘保就是在十九个宦官的支持下,才得以击败阎姬,得承地位。此番大事既成,宦官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获取皇帝持久的宠幸。此时士大夫阶级并没有较大的势力,能够与宦官争权的人,只有外戚家族。这些宦官平生没有什么大志,好的则能够忠君为主,奸的则会害人误国。随着梁商的恩宠日盛,这些后宫之中的闲人自然会被皇帝冷落。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皇帝的工具,一旦天下定矣,他们便可有可无。对皇帝而言,他们一来不能像外臣一样在治国带兵之时为皇帝所用,二来不能像皇后贵人一般为皇帝所念。

可宦官是不会甘于沉寂的。不久,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谋害梁商,以重新获取皇帝信任。

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中常侍张逵、蘧政等人一起合谋,诬陷梁商和另外的两个中常侍曹腾、盂贲,说他们积极动作,联络朝中大臣和某些王子,欲废掉顺帝另立新君,于是请求皇帝下令,逮捕梁商等人,治他们谋逆大罪。哪知顺帝不为所动,他虽然昏聩,却并不糊涂,心中早已明白是非黑白,对宦官们的心思也可说得上是了如指掌,所以前面才会将拥立他的十九位宦官废而不用。见他们言辞凿凿,顺帝直截了当地说道:“众卿家可知,大将军父子以及皇后一家都是我的亲人,曹腾、盂贲都是我喜爱的人,此番你等来弹劾他们,可有确凿证据?”

见一众宦官相互顾盼,顺帝顿时胸有成竹地继续说道:“一定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是你们都嫉妒他们罢了。”

张逵等人见顺帝如此表现,知道自己的谎话败露,只是皇帝昏聩无能,一时之间倒没有定自己胡乱给人安插罪名的罪责,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件事情一旦为梁商等人所得知,自己几人会相安无事。如此一想,张逵等人顿时大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先斩后奏。于是,张逵等人急忙命人做了一篇假诏书去将曹腾、盂贲逮捕起来,并关在皇宫之中,这二人也甚得皇帝恩宠,几人也不敢直接将曹腾、盂贲二人杀害。

不久,这件事情便为顺帝所得知,顺帝听说后大怒。这还得了,宦官虽然拥立有功,但如此下去,却是皇帝万万不能忍受的。梁商忙向皇帝进言,救人要紧,先命令宦官李歙赶紧去把曹腾、盂贲放了,再把张逵等人逮捕起来。经过审讯,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张逵等人的供词之中,还牵连到一些王公大臣,皇帝见此,也犹疑不决,是否要斩草除根。梁商知道,如果真的追究下去,不管是他们是冤枉的还是罪有应得,都会牵连甚广,如此一来,则朝纲大乱,人心不定。梁商急忙向皇帝上书,劝皇帝“知止安人”。顺帝觉得很有道理,便采纳了梁商的意见。仅仅将那些证据确凿、无法辩驳的人绳之于法。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病重死去,临终前还不忘叮嘱自己的这个恃才傲物的儿子梁冀,要他谨记勤俭,对自己的葬礼不要过分奢侈。皇帝刘保有感于其忠贞,亲自到他遗体之前致哀,并赏赐金银衣物无数,赐予他谥号“忠侯”。

当然,在顺帝那个混乱纷争的年代,受到宦官排挤和打压的绝对不止梁商一人。梁商位高权重,甚得皇帝宠幸,即使为奸人陷害,也能无所畏惧、不受其害。而人微言轻的张衡就没有梁商那么好的运气了。